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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包含三个子程序的证明：①证明原告已履行告知义务。
胡建淼：《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该解释涉及的问题是：行政机关作出罚款后，相对人死亡，罚款是否需要继续执行？对此，大法官释字第604号认为应当继续执行，但也有大法官提出了不同意见。
由于报应论的逻辑起点是必须存在一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95]譬如，《德国违反秩序法》第23条（扩大之没入要件）：法律转引适用（verweisen）本规定者，于裁决时，对物所有或有权拥有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亦得有别于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一款之规定而没入该物：1.至少对帮助物或权利作为行为之手段或客体或行为之预备具有重大过失（leichtfertig）。[4]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一些组织上，如公司注销是否影响行政处罚的执行等等。因此，在风险社会中，预防论可能需要被塞入刑罚之中，但却不一定完全需要被纳入行政处罚之中，诸如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收费等等其他的行政制裁手段，最为主要的功能就是预防。但是，如果只没收违法所得，违法行为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制裁，其只是归还了原本就不属于其他的非法利益，本身并没有损失。
[9]所谓第三人所得物，是指未参与违法但却基于他人违法行为而获益的财物，如证券从业人员违反从业规定，私下接受委托使第三人股票增值。所谓状态责任，是指依法对某种合法状态负有管理和维持义务的人，因违背了此项义务而被施加的一种行政处罚。譬如，从数量对比上来看，单纯没收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所得，应当是达到等价报应的最佳方式。
这些行为由于同样具有制裁性，且也是面向违法行为的，因此很难与行政处罚区分。[17]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24]同前注[18]，第106页此类没收也不是为了打击和报复，而只是为了预防违法行为的未来发生，它是预防论下的典型制裁手段，一般称其为行政保安处分。
[6] 从根本上来说，解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目的解释层面切入。行为责任是行政处罚上的常见形态，取决于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报应论下的常见责任形态。
[90]对此，本人已另行撰文，参见熊樟林：《立法上如何安排行政没收？——〈行政处罚法〉没收条款的增修方案》，未刊稿，题目可能有变化。[56]苏苗罕认为，在美国，行政处罚主要是预防性的，指向违反法律或者规章，但是尚未造成实际损害、或其损害可以补救的相对人。[34]张淑芳：《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关系的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关键词: 行政处罚目的 报应论 预防论 状态责任 责令限期改正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12月22日，我国台湾地区曾作出一个备受争议的大法官解释。
很显然，这不是法律想要追求的目的，尤其是在《行政处罚法》上。[55][德]克里斯蒂安·卡莉丝：《行政罚中的预防措施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分配》，李忠夏译，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这意味着，决定行政处罚具体尺度的，只是违法行为本身。[20][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5页。
具体来说，这包括如下两项规则： 其一，依法设定。典型如查封违法企业的经营场所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等等。
因此，不存在报应的可能。与报应论不同，根据预防论的结果，违法行为人只是实现社会幸福的工具，行政处罚只是达到某种社会效果的手段。
我国《行政处罚法》没有规定免于处罚，只规定了有限的从轻和减轻处罚情形。[77]这非但会形成更为强大的行政国家，造成权力扩张，而且也与现代社会的人权理论有悖。因此，在行政处罚的概念族群中，只有那些面向过去违法行为的制裁手段，才能被定性为行政处罚。对此，康德指出，公共的正义可以作为它的原则和标准的惩罚方式与尺度是什么？这只能是平等的原则。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2）只有过去的违法行为，才能被施加制裁。行政没收分为违法没收和非违法没收，在性质上，没入亦非仅具有制裁或保安处分之性质，并可同时兼具。
[58]张淑芳认为：行政处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社会教育，即通过行政处罚的实施使相关社会主体受到教育，并以此为戒不再违法。但是，这一认识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以及新型制裁行为的出现，正面临被逐渐解构的危险，新近理论研究强烈要求添加恢复预防等目的要素，确立预防论的目的理论，从而应对风险社会的规制需求。
对此，传统理论并未直接涉及，多是一些间接性论述。但是，非违法没收却并非如此，面向第三者、无辜者开展的非违法没收，不是行政处罚。
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曾说：任何一个人对人民当中的某个个别人所作的恶行，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作恶。目的不同，也会决定制裁对象的范围。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3）给予适当的应得惩罚。
由于报应论的逻辑起点是必须存在一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48]对于这一责任形态，在报应论中同样无法得到解释，与前述处罚第三人和无辜者十分类似。
在报应论下，行政处罚仅以违法行为造成的法益损害为标准，而不是相对人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这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处罚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参见陈无风：《穿行于一罚和多罚之间——论一事不再罚原则之内涵》，《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44]同前注[18]，第106页。[95]再如，对于具有预防论色彩的从重处罚，在立法设计上，往往也要施加额外的限制条件。
同时也不能随意减轻或免除处罚，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借口，试图达到汤去三面的社会效果。实践中，诸如科处状态责任没收第三人所有物没收违禁品等等处罚手段，实际上都只能通过预防论的概念通道加以解释并获得正当性。按照报应论，行政处罚主要是行为责任，报应论所要报复的客体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66]在这一条文中，预防论跃然纸上。
[18]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其根源于古代社会的复仇思想，奉行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做法。原则上，所有借助预防论增添的新型制裁措施，都应当由法律加以设定，而不能随意创设。
当一个适当的处罚已经作出，违法行为人的应偿付之债就已经结清，报应已经达成。[61] 与报应论一样，预防论也可以追溯到刑法学中。
[77]同前注[18]，第103页。相对而言，这更加有利于恪守《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过罚相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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